网上建馆小记

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筹建於2006年，原址东莞常平镇紫荆花园，本馆集收藏、展示、研究、出版为一体。二十年来历经坎坷，幸而得力於当代诗学会群英们鼎力支撑，更有珠海北师大华文所和澳门大学有关院系一路扶持，始得坚持至今。现包括“路羽书房”“惠兰书苑”二个有生部分，共藏有各类稿存、信札、手迹、签名书、书画、墨宝近二万件。

为更接地气，今年3月初，应好友建议，傅天虹在360个人图书馆官网上，注册了“傅天虹的汉诗馆”，试发几篇后很满意，故决定从2025年4月1日起正式启动，将陆续整理上传傅天虹六十多年来珍藏的史料和墨迹，将各种史实公诸于众，方便大家随时上网查阅所需，以利汉语新诗更广泛的传播和传承。请给予关注、推荐。另外，傅天虹藏品也可酌情转让给海内外有迫切需求的机构或个人，作馆藏或研究之用，合作也行，有意者可加傅天虹微信联系。   2025.4.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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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诗学论坛於2007年3月，创立于北师大珠海分校，至2019年已走过整整十二个年头。先后在珠海、北京、台北、澳门、香港等地成功召开十届。现选辑一百位学者的一百篇论文，以表纪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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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洪子诚，男，1939年生。广东揭阳人。1961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，留校任教至今。1991～1993年在日本东京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等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。主要从事中文写作、中国当代文学史、中国新诗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。著有《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》、《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》、《当代中国文学概观》、《中国当代新诗史》等著作，多次获北京大学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科研成果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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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2007年3月，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(首届当代诗学论坛)在傅天虹任教的北师大珠海分校成功举办，此为大会会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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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会上，傅天虹倡议并参与发起二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机制，12位发起人聚会留影：左起，朱寿桐、张明远、吴思敬（召集人）、简政珍、吕进、张诗剑、傅天虹（秘书长）、犁青、高戈、、黄德伟、谢冕（召集人）、屠岸（召集人）、盼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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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当代诗学论坛机制发起人聚会时签名留念：屠岸（召集人）、谢冕（召集人）、傅天虹（秘书长）、高戈、张明远、黄德伟、犁青、张诗剑、吕进、简政珍、吴思敬（召集人）、盼耕、朱寿桐签名志庆。

诗与历史——对《中国新诗总系》的讨论（摘要）

       洪子诚| 文               

        《中国新诗总系》（以下简称“总系”）是一部新诗选本，最近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它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持，谢冕先生担任总主编。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姜涛、孙玉石、吴晓东、洪子诚、程光炜、王光明、张桃洲、吴思敬、刘福春等人，主要是北京的新诗研究者。项目从提出到最后完成，历经几年时间。

        相比起已经出版的选本，“总系”的特点相当突出。首先是它的规模。“总系”共十卷，前八卷为诗歌作品部分，后两卷则是理论和史料。不论是入选诗人还是诗作的数量，都是此前的新诗选本所未见的。其次，在体例上，它采用“编年体”的形式，将始自诞生期，迄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诗，按十年为单位划分为八个相对独立的阶段。因此，在作品选部分，“总系”有20年代卷（姜涛），30年代卷（孙玉石），40年代卷（吴晓东），50年代卷（谢冕），60年代卷（洪子诚），70年代卷（程光炜），80年代卷（王光明），90年代卷（张桃洲）。另有理论卷和史料卷，主编由吴思敬、刘福春承担。在处理20-40年代部分，“总系”参照的是大陆现代文学史通常的分期方法，即将20年代确定为新文学诞生至1927年前后，而30年代则止于1937年抗战开始的前夕。不过，在处理50至90年代部分，诸如“十七年”，“文革十年”等时期概念，却没有受到考虑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三，“总系”将20世纪台湾（包括香港，澳门）的新诗创作，也作为“中国新诗”的组成部分纳入。这样的处理目前已不新鲜，大陆编选的新诗选本收入台港澳诗人创作已习见。但“总系”有更“积极”的态度，即努力将它们放置在中国新诗历史的整体中考量，探索“整合”的可能性。因此，有评论者认为，“从最直观的意义上”，“总系”对台港诗歌的处理和评价方式本身，“可以被视为跨越冷战意识形态分界线的一种尝试”，“是一种'重写诗歌史’的实践”（贺桂梅《1050-1970年代诗歌的'四板块’与'重写诗歌史’》，《新诗评论》2009年第1辑）。有的分卷，如60年代部分，台湾诗歌甚至占有更大的份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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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第四，入选作品的编排，除了30年代卷以外，没有采取那种按姓名拼音、笔划，或诗人出生年月为序的方式，而以“主题”的分类方式排列。“主题”分类（爱情诗，山水诗，女性诗歌……）在小型选本中很常见，但在这样的大型选本中采用这种方式，既是“创新”，也是一种冒险。“总系”对“主题”的设定没有相同的标准，完全由分卷主编对该时期诗歌状况的理解设置，诗体类型、诗歌题材、主题、地域和诗人代际区分、诗歌社团、流派、诗歌存在与发表方式等等，都是分别被考虑的因素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总系”是多人合作的选本。虽说这些参与者在诗歌观念，对新诗历史看法上有许多共同点，但分歧也自然存在。如何协调之间的差异，矛盾，是一个问题。《总系》采取各分卷相对独立的编选方针，即基本原则、体例有统一的要求，但分卷主编有独立处理该卷选目，编排的权利。因而，各卷之间呈现的对新诗史理解，既存在连续性，也存在明显的断裂。对这个情况所做出的辩护是：那也不全是无奈；呈现可辨识的裂痕，从而引发可以展开的辩驳、思考，应该也有积极的一面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总系”的另一个重要特点，是重视发掘过去因政治意识形态，因诗歌观念，因史料上的原因而被忽略的优秀诗人和诗作。在史实和史料处理上，严谨，科学性是重要预期。它提出入选诗作应尽量以最初发表（出版）的文本为根据，不应辗转从不具权威性的选本选取。收入的诗论文章，编撰的诗人小传和创作目录的史料准确性，也都有较高要求。在以初版本（初刊本）为依据这一点上，20，30和40年代卷表现最为突出。其后诸卷，虽也勉力为之，但由于各种原因——台港诗歌资料搜集上的困难，70年代之后大陆诗歌发表方式，发表渠道的复杂，主观努力上仍有不足）——而存在不少缺陷。不过，无论如何，“总系”编选的科学性，应该说有较大的提高，对今后新诗研究，新诗教学的参考，具有较高的可信赖性。

        对“总系”在新诗研究，新诗史写作和新诗阅读，教学等方面的贡献，对它的成绩和存在问题做比较深入评价，尚需假以时日。不过，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，也发现一些问题现在就可以提出来讨论。这也是我在参与编选过程中面临的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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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譬如，百年中国新诗的成绩自然不能忽视，但是否需要这样的规模？也就是说，百年新诗是否有这么多的好作品？文学（诗歌）选本的编选，既呈现为不断扩展的趋势（加法），但也是不断减缩的过程（减法）；这是一种双向的运动。“总系”拟定的是扩展的方针，这建立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：一是中国新诗取得辉煌成绩，有大量的作品可进入选本，二是新诗史还有许多被掩盖，或被忽略的优秀诗人和作品值得挖掘。事实上，“总系”也出现许多新的面貌：一些过去未被重视，或从未进入诗歌选本的诗人，作品被呈现，甚至置于重要位置。但是这一规划带来的是，在处理某些诗歌现象时美学标准有可能无意间降低。尤其是对待某些“新发现”的诗人上，有时难免会在“惊喜”中失去分寸。

        另外的问题是，以十年划分阶段的体例，对描述一个时期的诗歌状况是一种合适的安排。这个阶段的诗人，诗派，诗歌体式，诗歌场域结构等，能得到便利的呈现。但是，这样的处理带来的问题是，那些写作跨不同阶段的诗人，被人为的时间所分割。写作相对集中于某一阶段的诗人影响不大（闻一多，徐志摩，李金发，废名，吴兴华等），有的跨两个或几个阶段的，由于各卷不同的处理方式，不可避免会造成整体面目的破碎（郭沫若，艾青，臧克家，冯至，穆旦，洛夫，余光中等）。是重视诗人整体面貌，重视对他们创作发展，变化的表现，还是重视时期面貌的呈现，在这一大型选本中是两难的选择。况且，以十年为分期来处理台湾，香港诗歌，来处理50-70年代大陆诗歌，也暴露了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勉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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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重视入选诗作的最初发表（出版）文本，无疑是值得称道的“规则”。因为编印传抄过程的差错，因为作者和编辑者出于各种目的的修改，一个作品有多种文本的情况并不罕见，这样，重视初版本（初刊本），是清理这些文本关系的基础；在诗人研究，诗歌史编写和作品编集上，也是重要的基础工作。但问题之三是，初版本（初刊本）并不一定就是“善本”（艺术水准意义上）。作品后来的改动可能是失误，但也可能是向着“完善”境界走出的一步。如果编选者期望给读者提供“好诗”，那么，一律规定以初版本（初刊本）为依据，也并不一定有充分的说服力。从读者的阅读，和诗歌“经典化”工作的角度上说，“初版本”（“初刊本”）的价值并不就是至高无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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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在当代的诗歌现象上，还存在一些特殊的问题。比如大陆50-80年代的诗歌中，存在“发表时间”与“写作时间”的复杂关系。在50到70年代的大陆，一些诗人的写作，由于政治、艺术上的原因，当年未能公开发表，它们的发表迟至文革结束后。这些作品究竟应归属于写作的年代，还是属于发表的年代，诗歌界一直存在争论。“总系”对待这一难题，采取的是双重标准。它确立的以发表时间作为依据的原则，只针对六七十年代的青年诗人（食指、白洋淀诗群、北岛、舒婷、顾城等），却不包括牛汉、曾卓、昌耀、绿原等前辈。老一辈诗人在自己诗作后面标示的写作时间更值得信赖？还是编选者因情感上的脆弱而导致标准的不统一？抑或纯粹出于“技术”上的考虑：如果排除了这部分作品，60，70年卷大陆诗歌部分将变得贫弱而单薄？

        在种种矛盾中，最其症结性的问题是，在选本中如何处理诗歌“经典化”与“历史化”之间的关系（参见周瓒《历史化与经典化的困境》，张洁宇《在反省与思考的途中》，《新诗评论》2009年第1辑）。“总系”编选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，总主编一开始就提出了“好诗主义”也兼顾历史面貌的编选方针。对于这一大型选本来说，是合理，稳妥的。但方针自身就存在着矛盾，而各编选者的理解也不很相同。有的认为，在当前，“历史化”是比“经典化”更为重要的任务。这出于对我们当前所持的诗歌美学标准的不信任，也基于这样的想法：在处理距我们相当靠近的诗歌现象的时候，重要的是呈现历史的杂多的，丰富的状态。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情”的说法，就是要理解不同时代，不同诗人的美学追求。但是将“经典化”看作最重要任务的编选者，则在承认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情”之后，追问不同时代，不同诗人的诗歌追求是否都具相同的美学价值。他们认为，选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呈现一个时代的诗歌“橱窗”，杂置互不相同的，甚至互相冲突的事物，而是做出一种有说服力的美学判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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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因为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“极端年代”的世纪，由于新诗与社会历史的紧密关联，历史的性质也必然制约着诗歌的状况。各种诗歌追求，既表现为写实、浪漫、象征之间的侧重，也表现为紧密呼应时代，呼应政治与疏离政治的分野。特别是在当代，现实主义的乡土诗和超现实的现代诗之间，歌颂某一政治制度，某一政治领袖的颂歌，与批判这一制度，这一社会现实的启蒙诗歌之间，“政治抒情诗”与文革“地下诗歌”之间，是否拥有同一的诗歌美学标准？如果它们之间秉持的诗艺目标很不相同，甚至互相对立，那么，将它们并置于一部诗选中的理由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这个前提性的理由需要给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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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不过，“总系”的大多数编选者也对僵化的，“本质主义”的诗美标准持有警惕，认为诗美也应该包含“历史”维度。因此，他们可能不把“总系”这些难以逻辑化的现象都看作是弊端；认为通过深入理解历史有可能开放诗歌美学观念。这对于诗歌史研究，还是新诗未来的发展，都有积极意义。在这一问题上，20年代卷导言（姜涛）有这样的表述：

        （在20年代）梁实秋曾提出这样的质疑：“诺大的一个新诗运动，诗是什么的问题竟没有多少人讨论”。在梁实秋看来，对诗之“本体”问题的冷落，似乎成了新诗运动先天的不足，早期新诗的诸多问题，或许都与此相关。然而，换个角度看，正是这种不重“原理”只重“尝试”的态度，恰恰是早期新诗的独特性所在。当某种诗之“体制”尚未生成，对语言可能性以及广泛社会关联的追求，相对于满足“本体”性的约束，更能激起新诗人写作的热情。比如，在胡适那里，最初“作诗如作文”的提法，以及后来对“诗的经验主义”的强调，的确模糊了“诗”与“非诗”的界限，胡适也因此被指斥为新诗最大的“罪人”。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风格问题，胡适的目的是将诗歌的表意能力，从封闭的符号世界中解放出来（对“陈言套语”的反动），以便包容、处理急遽变动的现代经验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讲：“我的第一条件便是'言之有物’。……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”。这种潜在的冲动，一直支配了从晚清到五四的诗歌构想，这意味着含蓄优美的情境，不一定就是新诗写作的理想，不断刷新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联，从而开掘出新鲜的诗意，或许才是它的活力及有效性的源泉。如果说对某种诗歌“本体”的追求，构成了新诗历史的内在要求的话，那么这种不立原则、不断向世界敞开的可能性立场，同样是一股强劲的动力，推动着它的展开。上述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，相冲突又对话，形成了新诗内在的基本张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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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主简介

傅天虹，1947年生于南京。现任北师大珠海校区华文文学研究中心顾问，历任北师大珠海分校华文所名誉所长，文学院教授。兼任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研究员，曁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诗歌散文委副主任、澳门大学访问教授、澳大“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”捐赠人等。

傅天虹襁褓中父母去了台湾，70年代中期后才和台湾家人联系上，其时作品频频发表于《诗刊》《人民文学》《星星》《雨花》，以及台湾《创世纪》《蓝星》《葡萄园》等报刊，1981年1月美国《世界日报》副刊曾以显著篇幅发表他组诗《南京杂咏》。他蝉联二届雨花文学奖、获台湾年度优秀青年诗人奖等，当时北亰《嘹望》《人物》等杂志，台北《文讯》等杂志，曾以专文或专辑推介过他。 怀着强烈的沟通意识，在大陆业已成名的傅天虹于80年代初移居香港，在乡叔何家骅（时任香港中国笔会会长）先生协助下，首开两岸诗界沟通之先河，促成台湾老诗人组团北京的破冰之旅。傅天虹1984年创办金陵书社（诗学会前身），1985年协助蓝海文创办《世界中国诗刊》，1987年在挚友路羽、洛夫、犁青、黄德伟资助下创办《当代诗坛》杂志，1990年正式注册当代诗学会。1991年他客居澳门，潜心编著《大中华新诗辞典》（全套15册），《世界华文诗库》（多册），在工商阴影下为诗坛抢救了一大批原始资料和原生态的诗集。1999年在任仲夷、梁披云、贺敬之等老前辈扶持下，他创办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，建香港、澳门两总部；设立“龙文化金奖”，至今已颁发3届；主编《国际炎黄文化名人大辞典》《国际炎黄文化名人作品经典》，以及《千禧献辞》手迹版等。新世纪在挚友屠岸、张默、犁青支持下，他以诗存史，正本清源，策划出版“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”诗丛系列，历时25年，至今推出50套共1068部诗集。2007年，他任教珠海北师大，提出以人为本的“汉语新诗”概念，发表多篇有关论文；同时，在挚友屠岸、谢冕、吴思敬、朱寿桐等和院长张明远支持下，倡议并参与创建两岸四地“当代诗学论坛”机制，论坛在谢冕、吴思敬主持下，至今已在北京、台北、香港、澳门等多地举办了十二届。

傅天虹自幼酷爱写诗，至今已成诗4千余首，结集40余部，发表论文多篇，编著达数千万字。生平入编《中国大百料全书第三版》（网络版）、《中国新诗百年大典》（洪子诚、程光炜主编）等权威文本，诗作入编最新商务印书馆版《大学语文》等教材。半个多世纪来他文学创作与研究跨越两岸四地，目前正致力于“汉语新诗”和“中生代”的命名研究和视野建构，是一位著名的诗人、学者、出版家、收藏家和社会活动家。在校时主讲“台港澳文学”、“海外华文文学”、等课程，主持“汉语新诗教授工作坊”等实践课程。